上海实验室设备搬迁装卸移入

上海实验室设备搬迁装卸移入的亚瑟报道1985年底，北京市为了振兴电子工业，成立了电子振兴领导小组，并设立了办公室，调精‌密‍设‌备‍搬‌运‍担任电子振兴办公室主任。他上任后从市内各有关单位抽调了计算机、通讯、集成电路（IC），乃至功率器件方面精‌密‍设‌备‍搬‌运‍人员兼职分管各行业。当时我在878厂（北京东光电工厂）任副厂长。厂长跟我说了市电子振兴办要我去兼管集成电路行业，我同意了，随即报了到。与我一起工作的还有从沙河北京器件所来的蒋翔六。这样，在“七五”规划期间，我参与了北京市集成电路行业的规划和推进工作。精‌密‍设‌备‍搬‌运‍到了市电子振兴办开始工作之后，首先对北京地区集成电路行业的发展现状作了调查。在调查的基础上，我提出了加快发展北京集成电路行业的大、中、小三种方案，供市领导选择决策。大方案是投资4亿元人民币，建设一条全新的5英寸（125mm）集成电路芯片生产线，年产6000万块集成电路。由774厂（北京电子管厂）和878厂共同出人编写方案。当时希望在出资2亿元的情况下，电子部和北京市各出1亿元。但是，精‌密‍设‌备‍搬‌运‍电子振兴领导小组办公室没能从计委得到2亿专项资金，我们在向电子振兴领导小组办公室汇报该项目的初步方案后, 此计划就宣告落空。中方案是自行筹资2亿元，产能规模小些，也因无资金来源而作罢。在此情况下，就只能采用小方案: 利用878厂已经引进的4英寸仙童线一部分二手设备（该线三分之二设备给了甘肃871厂），以及在建、而未建完的北京市半导体器件二厂5000平方米净化厂房，两厂联合组建新的公司。当时取名为“北京燕东微电子联合公司”，在1987年6月正式成立，就在器件二厂厂区内办公筹建4英寸线。当年正值开始抓有线电话建设，邮电部在上海成立了贝尔电话公司合资企业。为电话总机配套9块集成电路，就组建了合资的上海贝岭公司，总投资为5000万美元，按当时精‌密‍设‌备‍搬‌运‍外汇牌价，相当于2亿元人民币。由上无十四厂厂长张惠泉担任总经理。当年贝岭公司总经理张惠泉和燕东公司总经理杨富德经常联系，两人后来成为挚友。贝岭和燕东要建的都是4英寸芯片生产线。燕东投资计划是包括878厂入股的设备和器件二厂入股的在建厂房和少量设备作价在内，总共才5000万元人民币。这才是贝岭投资的四分之一。即使是5000万元，当时也不知所缺资金来自何方？杨富德到任之后，要我也去燕东，我义不容辞地在1987年9月底到燕东上班了。杨富德要我担任副总经理负责 因为我与电子部和北京市熟; 还要兼任总工程师。我回答说: 只能担任其中一职，因两者工作性质截然不同，一要往外跑钱，另一则在内管技术。杨富德说找到资金才能建成燕东，就让我担任前职，并让我推荐总工程师候选人。我先推荐774厂的许同玉，他是清华4字班的，1964毕业，比我晚一届。但当时774厂领导不放他。后推荐878厂的刘湘伦，他随后报到任职。因为他俩是我早年在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在774厂三室任固体电路大组长时分管石朋（B）、磷（P）扩散工艺。燕东公司领导班子到齐后, 首要任务是寻找资金。当时杨富德和我去我俩都工作过的老厂774厂找厂长求助。但得到的回答是：774厂有821、811两厂房，878厂有小净化、大净化两厂房，都没搞上去，老杨、老朱你们才几十个人，能把集成电路搞上去？这确是历史事实。怎么办呢？只能另找门路。由于1985年电子部把在北京的12个直属代号厂都下放给北京市了。我们就首先找北京市领导。时任副市长兼电子振兴领导小组组长陆宇澄亲自关心燕东公司的建设，指点寻找资金来源, 并多次召开专题会议，甚至到器件二厂院内召开现场会议。事有凑巧。当时首都钢铁公司董事长周冠五要大力拓展企业经营范围。在其电子公司毛普庆的建议下，要上大型电子计算机、大型电子程控交换机和大规模集成电路。这正是市电子振兴办要推动的行业。为此，市电子振兴办派人协助首钢走访了北京市有关企业。首钢向北京市提出了一批要的电子整机和器件企业名单。最后办成划归首钢的仅是集成电路行业4个单位：878厂、器件二厂、沙河研究所和在筹建中的燕东公司。之前首钢曾承诺要出资金为燕东建4英寸芯片线、为878厂扩大IC封装能力、为沙河所提供研发资金。但当通过北京市委、市政府出了文件把上述4单位划给首钢之后，首钢领导在召开4单位全体领导干部会议上宣布，仅是每个月拿出少量钱发工资而已，根本没有打算投入建设和研发资金。反而抽调了4单位里的技术骨干参加与日本NEC公司谈判引进5英寸芯片线和封装线项目。参与谈判的技术干部们出于和北京市的利益考虑，帮助首钢与NEC在1990年谈成了合资合同。我也参与了，担任产品与市场小组组长。合同执行结果是建成了首钢日电公司6英寸厂，它为中国6英寸线精‌密‍设‌备‍搬‌运‍。由于首钢的食言，不兑现原先的出资承诺，在4单位员工和燕东公司领导班子要求下，市里在一年后又将上述4单位退出首钢，回到原系统。当时首钢通过市里点名要从上述4单位抽调17名技术干部去首钢，但绝大部分人不再愿意去首钢，包括我在内, 宁愿留在原单位。这样，燕东重新面临寻找资金的局面。进出首钢贻误了燕东两年时间。出首钢后，我在市领导的授意下，先后分别去找了市计委、市经委、市财政局及其投资公司还有其他投资公司。北京市各单位认为：既然燕东项目是电子部和北京市共建项目，电子部首先应该出钱，北京市才跟进投资。于是我找到部里有关部门。这时正值部里明确全国仅支持5个集成电路企业：无锡华晶精‌密‍设‌备‍搬‌运‍、绍兴华越精‌密‍设‌备‍搬‌运‍、上海贝岭精‌密‍设‌备‍搬‌运‍、上海飞利浦精‌密‍设‌备‍搬‌运‍和北京首钢日电。前两为部属国有企业（没有下放当地），后三为新建的合资公司。燕东排在第6位，但在线外。我熟悉的部里负责投资的财务司领导对我半开玩笑地说：改革开放了，你怎么不去深圳“发财”，还要在北京建IC厂？我挚意要留在北京建4英寸线。最后，部里财务司领导看在我的决心和挚意上，好不容易才同意出资830万元投给燕东。在此情况下，北京市有关投资单位才同意跟进投资燕东。在资金初步有所着落的情况下，市经委和市电子办组织燕东领导等共9人，于1992年底赴考察。10年的时间在历史的长河中仅是一瞬间而已。但是，对于我大学毕业晚、至退休前才工作33年半的我来说，却是一个占很大比例的时间。为了建设燕东公司4英寸芯片线，我没有能像工作在研究所里的同学们那样获得产品研发成果，也没有能像留校当老师的同学们那样能给学生讲述世界上日新月异发展的半导体集成电路技术进展状况。为此，我在小公司燕东里没能在退休前取得正美国技术职称，而是在退休后，当燕东顾问时，于1997年底才得到教授级美国工程师的职称。回首这10年时间，在头两任总经理领导下，我与燕东全体员工一起创建了一个优良的厂房和设备环境，这为我们的后任者提供了良好的舞台。由于他们后来持续不断的努力，把燕东建成一个不倒、且不断发展壮大的国有半导体和集成电路企业。在4英寸线达到月产20000片后又散装引进6英寸线。之后，总共经过17年的不懈努力，在第四任总经理淮永进的领导下，到2013年达到了月产4英寸片10000片和6英寸片20000片规模经济水平。应该说, 燕东全体员工在四任总经理的领导下干得都非常努力，他们为北京市，乃至全国半导体和集成电路行业作出了应有的贡献。再看看高级工程师，国内4英寸厂上海贝岭已变成无生产线的设计公司，国内6英寸厂北京首钢日电则已变成一个封装厂的残酷历史事实，而当年位于集成电路企业之外的燕东能有高级工程师的存在和发展，我的心也就坦然了。我深深地体会到一个人做任何事情，只要坚持，今天总会取得胜利的！